纽约时报：“无脑游戏”的夸克级人文关怀

　　人们打通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第一关平均用时1分30秒，《愤怒的小鸟》第一关却仅需10秒。这就是现代游戏的核心理念之一：让玩家最快、最简洁地获得一定成就。

　　编者按：游戏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从《俄罗斯方块》到《开心农场》，从《植物大战僵尸》到《涂鸦跳跃》，从《愤怒的小鸟》到《Draw Something》，全世界玩家为之寝食不安，日夜奋战。

　　然而，游戏的“无脑化”倾向正在日益凸显。事实上，从《俄罗斯方块》诞生的那天起，“无脑”基因已经融入了整个游戏产业的血脉中。《光环》、《使命召唤》等大型游戏虽称不上阳春白雪，但已渐渐缩水为少数“高玩”的特有爱好。另一方面，以《开心农场》和《愤怒的小鸟》为代表的手机游戏依靠社交网络和病毒式传播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。

　　更加吊诡的是，许多玩家清楚地知道这些无脑游戏几乎毫无意义，只不过是简单动作和微小成就的无限循环。但他们却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人格分裂：一边痛骂“无脑游戏”，一边掏出手机，打开《愤怒的小鸟》，再发射几只小鸟，看看能不能打出“New High Score”。

　　抛开一切高尚目的，游戏能够反映社会背景和现实。《涂鸦跳跃》等简单小游戏大行其道，契合了人们通过小小努力，即可获得一定成就和奖励的心理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无脑游戏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级人文关怀。

　　《纽约时报》对“无脑游戏”和整个游戏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调查和解析。这是一个巨头与“屌丝”齐飞、“无脑”共关怀一色的奇异世界。

　　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：

　　无脑游戏

　　1989年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年。这一年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土崩瓦解，而“柏林墙”倒塌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德国即将冉冉升起。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远东，日本的任天堂公司却通过一款名为“Game Boy”的掌上游戏机，跨越大洋，为美国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“解放”。玩家们从此不必前往乌烟瘴气、拥挤不堪的游戏机厅找乐子，这个小小的塑料盒子足以让他们更加轻松地获得娱乐。

　　与Game Boy一起发售的是一款名为《俄罗斯方块》(Tetris)的小游戏。这款游戏是如此简单：形态各异的方块组合从天而降，玩家需要及时调整方块的姿态，并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以消除一整行的方块;它又是如此令人上瘾，无数玩家在“砌墙”和“拆墙”的无限循环中挥洒着青春年少。它甚至带有一点哲学色彩：你的目的是消除方块，也就是“拆墙”;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你首先需要“砌墙”，也就是努力让方块填满一行——目的与方法在矛盾中实现了统一。

　　这是游戏与平台的完美结合：《俄罗斯方块》的图形界面足够简洁，可以在Game Boy的灰阶显示屏上顺畅运行;它的方块移动速度足够慢，不会造成拖影;它的操作方法足够简单，玩家可以随时随地玩上几局。Game Boy套装总计售出7000万套;无论是在早餐餐桌上，还是在银行排队中，总能看到有人沉浸在“拆墙”的游戏快感中。

　　一种传统由此诞生——无脑游戏(stupid games)。之所以给出如此称号，一半是事实描述，另一半则是对于浪费在这些游戏中的宝贵光阴的痛悔。在《俄罗斯方块》诞生后的三十多年里，这款游戏及其“子孙后代”——包括《愤怒的小鸟》、《宝石迷阵》和《水果忍者》等占据了我们的口袋和大脑，并革新了整个视频游戏产业的生态模式。

　　我们正身处一个好坏参半的、充斥着无脑游戏的世界。

　　夸克级人文关怀

　　游戏研究专家通常会指出，游戏能够反映社会背景和现实。例如，《大富翁》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当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，它很好地迎合了人们期冀一夜暴富的心理;《Risk》诞生于50年代，折射出整个社会对于“冷战”的忧虑;《Twister》要求参与者扭转身躯、四肢着地，按在游戏板上的特殊区域，玩家间的身体接触不可避免，与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不谋而合——有人将其称为“高难度性爱”。

　　《俄罗斯方块》的诞生具有天时地利：它生于1984，出生地是苏联的一个计算机实验室。它的玩法反映了苏联的冷酷现实：玩家面对的敌人不是怪模怪样的恶棍，而是一种无法形容、无法理喻、汹涌连绵、压倒一切的可怕力量;玩家所能作出的唯一抵抗，是无限重复、毫无意义的排列组合。它是官僚主义的精粹，是毫无目的的徒劳，是无法逃避的牢笼。它的精妙之处在于湮灭了自由意志——它的徒劳无功显而易见，但人们却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旋转、排列、累积和消除方块。与所有的无脑游戏一样，《俄罗斯方块》是一种自我惩罚强迫症。

　　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《俄罗斯方块》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级人文关怀。

　　《愤怒的小鸟》继承衣钵

　　在《俄罗斯方块》横空出世25年后，一家几近破产的芬兰游戏公司再一次实现了游戏与设备的完美融合：这家公司名叫Rovio，这款游戏名叫《愤怒的小鸟》。游戏方式很简单：用弹弓发射小鸟，消灭躲藏在各种掩体中的绿猪。它的基本理念完美契合了方兴未艾的触摸屏技术，又以简单的操作、幽默的风格牢牢攥住了众多休闲游戏玩家的手指。

　　短短几个月，《愤怒的小鸟》成为iPhone上最流行的游戏，并很快向其他平台扩张。如今，这款游戏的下载量已超7亿次。它还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：Rovio已经拍摄了《愤怒的小鸟》主题电影，卖出大量印有各色小鸟和绿猪的T恤和拖鞋，甚至计划建设一座主题公园。就连我家附近的一处修车店也打出招牌：“修车即送《愤怒的小鸟》签字笔。”

　　Rovio最新推出的《愤怒的小鸟：太空版》大幅修改游戏玩法，并联手沃尔玛、T-Mobile、《国家地理》杂志、MTV和NASA进行推广。该公司甚至在国际空间站中拍摄了一段游戏宣传片。

　　《愤怒的小鸟》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《俄罗斯方块》。每当整个社会遭遇源于经济、政治或存在感的冲击或焦虑时，人们就会纷纷拨动数字产品的念珠，试图从中寻求安慰。

　　iPhone推波助澜

　　我一直拒绝购买iPhone，因为惧怕它的游戏的力量。我把人生中的最好时光花费在了视频游戏上：整个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期，我接触了从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到《真人快打》的各种游戏，成为高手并沉迷其中。它们陪我度过整个青春期：当我开始脱去婴儿肥时，任天堂的灰阶显示屏游戏机开始进化为64位主机;当我开始变声时，视频游戏的单调音轨开始被立体声取代;当我的社交圈不再局限于几个儿时好友时，整个游戏产业也在向全新领域拓展，成人和情色内容渐成风潮。

　　在年近二十时，我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：彻底告别视频游戏。我意识到，它们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。我希望把时间花费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书本上——事实上，与沉迷游戏相比，这是一种更容易被社会认可、更安静的逃避方式。我完全“戒除”了游戏，生活也变得更开心、更富有成效。

　　然而，正当我在成年生活的黑暗森林中摸索时，iPhone闯入了我的人生，并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它不仅是一部手机，不仅能拍照、导航、上网，更能充当一台掌上游戏机，其性能是我玩过的所有游戏机的三倍。我的妻子从来不玩游戏，但在购入一部iPhone后，她立即成了“资深玩家”，整天玩一款名为《Words With Friends》的社交拼字游戏。不久后，她开始和世界各地的玩家同时玩6到10款游戏。有时候，我正和她说话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她就会立即转移注意力，掏出手机，看看是否有玩家向她发出了新的挑战。

　　一开始，我试图对此保持幽默感，敬而远之;但不久后，我的高尚姿态就走到了尽头。大约1年后，在竭力抵挡文化浪潮而惨遭失败后，我购买了一部iPhone。我努力让自己相信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买一部带摄像头的手机，好给孩子们拍照。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我只用它看电子书、发送电子邮件和拍照。然而，我下载了一个国际象棋游戏。我安慰自己说，这是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;但事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我的那颗游戏狂人的心宣告复活。我下载了一些弱智的三俗游戏，随后又开始玩《宝石迷阵》，最后终于买下了《Little Wings》和《植物大战僵尸》。它们占据了大量业余时间。妻子拿我之前面对游戏时的高姿态开玩笑，我对之有种莫名的气愤。